“其中，虽年代久远，但证据1的内容可以侧面证实，被告舒沅女士，实际曾多次在毕业寄语和同学录中留言，并无被全班抱团排挤的迹象，相反，还有个别同学反复对其遭遇表示鼓励与同情，是否存在校园欺凌的问题显然存疑；证据2-5，则建构起一套具体的行为逻辑，被告是如何从真实事件中不严谨取材，并以此牟利，包庇纵容，不顾昔日同学情谊，是显而易见的！”
对方话音不高，但抑扬顿挫。
一套慷慨陈词下来，包括法官在内，各审判员均面色凝重。
直至轮到顾益华律师对证据质证时，复才齐齐抬眼，满面考究意味。
“首先，原告所出示的证据1，无论是从证据的来源，还是实际有效性上，都仅能证明，或许有某一段时间内，被告曾被有限度的接纳进班群体，个中理由，在其书《fightyself》英文原版，也没有想到，聂老师竟然会答应直接出庭作证。
她本以为自己不至于这样“万人嫌”
的。
“……”
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口闷气哽在喉口。
她忍不住回头去看法庭侧门，试图找见蒋成匆匆入内的身影，然而那里空无一人，就连手机也“偃旗息鼓”
，再无动静。
只有孤零零数条短信，躺在她收件箱里。
发件人无一例外是宣展。
话题围绕着道歉，颠三倒四的中文语序，以及最后，丢下句没头没尾的，“我会安排他们尽快过去，希望那对你有帮助。”
帮助什么呀？与聂耀国入座证人席的同时，她靠向椅背，沉沉叹出口气。
不远处，聂老师看起来六十来岁年纪，微胖，啤酒肚，戴着副文绉绉的银边眼镜，倒也与她记忆里，当年那个苦口婆心、劝她不要与人为难，最好能和叶文华“重归于好”
的伪善面孔堪堪重合，别无二致。
他正按照程序自我介绍：“我叫聂耀国，57岁，汉族，上海市城南中学骨干语文教师，是原、被告当年高二至高三班主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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